小程序乱象:套路贷“中转站” 售假者“新天地”

  常宝华是1951年正式拜入马三立门下的。此时,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两年,轰轰烈烈的相声改进事业也已经开展起来,艺人们初次见识到了新政权的力量。1951年,大哥常宝堃不幸牺牲在了朝鲜战场,那场备极哀荣的葬礼给很多艺人以深刻的印象。显然,新中国对艺人采取了恩威并施的举措,既提升他们的地位,把他们拔擢为“文艺工作者”,又改造他们的思想与艺术,荡涤掉他们身上的污秽。

  当时的常宝华已经二十多岁了,个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念已经成熟,思想改造能在多大程度上楔入一个成年人的脑袋,恐怕是存疑的。但在长期的底层生涯中,艺人形成了八面玲珑的性格。根据社会风向察言观色,从而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是艺人生存的本能。另一方面,新中国的变化也确实让艺人感动,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,旧的秩序已经被打破,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,艺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“翻身”体验。在接受访谈时,常宝华多次提起中国的新气象带给他的振奋:“1953年,他穿着军装,想听听相声、看看戏都进不去,不让进,打票也不行,不卖给你。这就叫纪律!比国民党不知道强到哪儿去了!”六十多年后,回忆起来仍然很动情。

  当时,常宝华随家迁到了天津,就职于天津市曲艺工作团,负责在政府和艺人之间联络,定期向天津市文化局秘书长何迟(即后来的相声名作《买猴儿》的作者)做汇报。有一次工作中引起的风波,为我们展示了老艺人在进入新中国时的复杂心绪:

  我向演员传达一个何迟同志的指示:我们唱新段子太少了,有些不能老演。有的演员就说了:“我告诉你老四啊,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干了。”“你不干我也不干了。”我向何迟提出来:“他们说不干了,挺烦他们的。”何迟抽着烟:“宝华,……我们工作就是为了解决矛盾,真没了矛盾我们工作起来也没劲不是。不干了是为什么?从小学艺学老的,你非要他学新的,他觉得无路可走了。今天告诉他们,从开场到结尾,都别走,我去。”我就在黑板上写了“今晚开会”。

  后来何迟同志坐车来,也快11点了才来,一直讲到12点多。他很稳,一来了上那儿一坐:“我最近工作太忙,很少来看大家,今天来看看大家。”他不提你干不干的问题,他就讲旧艺人过去是怎么过来的,他讲了很多例子:他提到一个唱时调的高五姑,一个很有名的老艺术家,最后死了,倒卧在街头,没有人管。还有张翠兰,唱京东大鼓,没有三弦伴奏,死在台湾,一直没人管。而且在旧社会,大家都懂。有钱人如何去歧视,军警宪如何去干涉,一点就透了。他能不受感动吗?

  “你看今天的变化,有人还管我们叫这样那样的旧艺人吗?不是,而是叫‘文艺工作者’,你们要是愿意,还可以加上‘革命’,为什么叫‘革命文艺工作者’?”他就讲我们将来的发展方向,要出新作品,说新唱新,用新的作品宣传新的思想。不到12点,我发现有人就说哭了。何迟同志口才相当好,骆玉笙、王佩臣这些老艺人都哭了。……最后,一个“不干”、退出的都没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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